东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载者。称呼上是对黄河流域下游包羲、太昊、蚩尤、伏羲氏后裔，风夷、畎夷、阳夷和少昊后裔，鸟夷、白夷等夷人方国的总称或是对东方各民族的泛称。早期东夷是华夏族的族源之一。主要发源地在山东的鲁中山区和沂沭河流域，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

东夷文化从鸟图腾的崇拜，到各种手工艺、建筑工艺的发展，再到礼制的出现、聚落和城市的分化乃至早期国家的形成，伴随部族迁徙而将海岱文化传播到中华大地各个角落，一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

起源

夷的名称约产生于夏代，与华、夏并称，夷字在商代甲骨文中经常出现。这个时期“夷”是代表部族的名称，意为“东方之人”。“夷”字为“人”负“弓”合成，表示东夷人是善于射箭的部族。到了周代，以中原为中心，“夷”开始泛指居住在统治中心以外周边的部族，这时才有了“东夷”的称谓。所以东夷就是指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具体的范围包括了山东全境及其毗邻地区的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河北南部及辽东半岛等广大地区。

发展

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造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音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昌乐骨刻文字；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

部落

东夷是部落的总称，它有许多支族，如莱夷、嵎夷、鸟夷、淮夷、徐夷等。东夷各部族组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较早的首领叫太昊，也叫伏羲，姓“风”。太昊部落和其他东夷各部落一样，是以凤鸟作为部落图腾的。凤鸟作为东夷部落图腾，传递着东夷先民的众多文化信息。

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在古代，九不是实指正正好好九个，而是“数量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夷人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风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姚姓部落等。东夷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

部落首领

太昊，伏羲氏，风姓，以龙为图腾。据《白虎通》和《新语》道基记载，伏羲氏定人道，创八卦，并且还发明了五十弦的瑟等乐器，设官分职，制礼作乐，进入文明社会。

蚩尤，姜姓，炎帝后裔，其部落有81个氏族组成。蚩尤时期，冶铜技术空前提高，制铜工具大量涌现。蚩尤用铜制作了大量的刀、戟、大弩等兵器，增强了兵器的杀伤力，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据传说蚩尤英勇善战，威震天下，一举而兼国九，再举而并国十二。后在与黄帝的争战中，遭到惨败，死后葬在东平。再后来逐渐被神化，成为齐地八神之一的兵主武神。

少昊，名质，又名金天氏，黄帝后裔，嬴姓。因修太昊之法，故称少昊。其居住中心在曲阜，足迹遍及山东各地。少昊氏以凤鸟等各种鸟类为图腾，组织严密，设官分职，井然有序，社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舜，古籍中称作虞舜，姚姓。《孟子》离娄说，舜生于诸冯，也就是今山东省诸城市。据传，舜亲率东夷人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制陶业，由于舜品德高尚，治理有方，东夷人口激增，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不但出现了城邑，创造了早期的城市文明；而且完善了原始的天文历法，创造了以《大韶》为代表的音乐文化。舜死后，把君位禅让给禹，因而舜也便成了后世儒家所歌颂的上古圣君。

东夷人创造

学者们考古研究发现,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之前是山东昌乐、寿光、桓台、章丘、邹平、淄博、青州和诸城等地发现的骨刻文。在骨刻文之前是山东莒县等多处发现的陶刻文。岩石画也是古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天然载体，可以抽象表达一个完整意思，且能长期保存。山东是东夷的活动中心，可以说遍地皆有骨刻、陶刻和岩石画。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根据他发现雕刻图文符号的兽骨研究认为：这是距今4600～3300年前的中国早期文字，这应当是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流行的文字，而其晚期与甲骨文形成的早期是交叉使用的。因此，定名为“骨刻文”，比安阳甲骨文早了1000年。

文字源头

从陵阳河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到丁公龙山文化的陶书，再到桓台岳石文化的甲骨文字，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成为商周甲骨文的直接源头之一。山东是东夷文化的中心，是人文始祖、东夷领袖太昊、黄帝、蚩尤和尧舜的故乡，历史上就有仓颉山东寿光创造文字的记载。在这些人文始祖的故乡发现反映先民们活动的蛛丝马迹的骨刻文，对于研究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历史，对于研究文字发展史以及探索古文字书法艺术的源流提供了难得的真迹资料。

礼乐制度

东夷地区是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最早形成的地方。所谓夏代、商代、周代的用玉制度、用鼎制度都源自东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礼仪系统基本上都来自东方，并由此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思想。

制陶技术

东夷地区成就了中国乃至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龙山文化高柄杯蛋壳陶，享有“黑如漆、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的美誉。

酿酒技术

东夷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酿酒技术。龙山文化时期酿酒业进一步发展，先民已采用稻米、蜂蜜和水果等原料制成一种混合型酒。在已发现的遗址中不仅发现了成套的酿酒器具，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的高柄杯一类饮酒。东夷酒文化源远流长。现代的山东人,依然嗜酒,并且性情暴烈,便是典型的东夷人的特征。

建筑技术

东夷地区有着高超的建筑技术。至龙山文化时期，地面房屋建筑成为主流，并出现了夯筑高台基的房屋，开创了中国古代台基式建筑的先河。在尧王城等遗址还发现了用土坯错缝垒砌墙，用石灰抹地面和墙壁的工艺，这与解放前后的民居建筑已没有多大区别。

历史沿革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各部落与方国，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旧石器时期：距今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今山东省最早的居民就栖息在沂源县鲁山脚下的溶洞中，他们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以母为氏，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随着族群的扩大，他们为了寻找更好的越冬场所和生活环境，沿沂河沭河而下，追逐太阳而居，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临沂地区的沂沭河大平原上，用波澜壮阔的氏族大迁徙，谱写了神话中“夸父追日”的历史壮举。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在沂沭河流域建立了密集的聚落群，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驯养家畜，驯化农作物，开始了最初的原始农业活动。在学术界，人们称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东夷祖先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使沂沭河流域成为我国原始农业的发源地之一，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摇篮之一。

在距今8500年前后，东夷族群逐渐形成。他们先后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开始在这片土地稳定发展。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

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部落。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

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

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包羲太昊伏羲氏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内还有己鸷少昊金天氏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史料记载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商与东夷发生过多起战争，殷(依燕颖声)商多次征讨东夷使得元气大伤，最终被周趁机...周也与东夷(商同盟对抗周人)频繁战争。

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距今4600至33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骨刻文中已经发现了类似人背弓形的“夷”字，“从大从弓”有了原始依据。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部落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 ”方和“ ”“ ”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 [3]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西周晚叶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人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人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人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人，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人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人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与夏商的战争

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使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但是，此役耗竭了商朝国力，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商朝亡国。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于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

熠熠生辉的东夷文化

古老的山东大地，泰山巍巍，河流纵横，山海间备，沃野千里。这里孕育了灿烂的齐鲁文明；这里造就了孔子、孟子、孙子、孙膑、诸葛亮等一大批思想家、军事家；这里产生了影响中华文明近2000年并且仍然在产生重大影响的封禅文化和儒家文化。研究中华文明，不可以不研究齐鲁文明，介绍中华文化，不可以不介绍封禅文化和儒家文化。

树有根，水有源，那么齐鲁文明的根在哪里，封禅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源头何在呢？

答案是，它的根在东夷文化，它的源在沂源猿人。

东夷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夷的名称约产生于夏代，与华、夏并称，夷字在商代甲骨文中经常出现。这个时期“夷”、“蛮”等词并不含贬义，只是代表部族的名称，“东方之人”而已。按造字法，“夷”字为“人”负“弓”合成，表示东夷人是善于射箭的部族。到了周代，人们以中原为中心，“夷”开始泛指居住在统治中心以外周边的部族，这时才有了“东夷”的称谓。所以东夷就是指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他们具体的范围包括了山东全境及其毗邻地区的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河北南部及辽东半岛等广大地区。

东夷是夷族的总称，它有许多支族，如莱夷、嵎夷、鸟夷、淮夷、徐夷等。东夷各族组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较早的首领叫太昊，也叫伏羲，姓“风”。太昊部落和其他东夷各部落一样，是以凤鸟作为部落图腾的。凤鸟作为东夷部落图腾，传递着东夷先民的众多文化信息。

在距今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我们山东最早的居民就栖息在沂源县鲁山脚下的溶洞中，他们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以母为氏，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在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随着族群的扩大，他们为了寻找更好的越冬场所和生活环境，沿沂河沭河而下，追逐太阳而居，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临沂地区的沂沭河大平原上，用波澜壮阔的氏族大迁徙，谱写了神话中“夸父追日”的历史壮举。

在距今1万年前的细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在沂沭河流域建立了密集的聚落群，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驯养家畜，驯化农作物，开始了最初的原始农业活动。在学术界，人们称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为第一次绿色革命。我们东夷祖先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使沂沭河流域成为我国原始农业的发源地之一，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摇篮之一。

在距今8500年前后，东夷族群逐渐形成。他们先后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开始在这片土地稳定发展。

后李文化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东夷族文化，主要分布于鲁北有限地区，其大约距今8500—7500年，前后延续了约1000余年的时间。截至目前，山东境内发现的后李遗存并不多，均分布在泰沂山系北麓的山前平原地带。

稍后的北辛文化距今约7500-6300年，经历了约1200年上下的发展过程。北辛文化以鲁中南为基地，逐渐向南分布到江苏淮北，向北分布到鲁北，其影响达于胶东半岛北部。北辛文化较后李文化不但分布广阔，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海岱社会已从蒙昧时代过渡到了野蛮时代。

继北辛文化发展起来的是大汶口文化，其年代约距今6300-4600年，历时约17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人口明显增加，出现了大型聚落。到大汶口文化后期，海岱各地文化呈现出空前的一致，并开始向海岱区外扩张。此时期，居住于中原的黄帝一族迅速雄起，在涿鹿大战取得决定命运的胜利以后，逐渐繁荣起来。从前氏族林立的中国经过这一次大震荡，渐渐地合并起来，成立了若干的大部落。从此，华夏东夷历史转入“五帝”一统天下的时期。这些或文明，或野蛮的势力零零散散，如同密布天空的繁星，具有高度文明的华夏东夷人居于繁星之间，一如众星捧月般的醒目。这一时期，著名的东夷大部落，全都出自太昊、少昊两大集团。

继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是海岱龙山文化，其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出现转折。苍茫混沌、断续延展，原始氏族制度走到了尽头，文明的曙光如此鲜美地渐渐照亮新时代的门楣。在这个时期，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形式统一已经完成，在部落联盟的体制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的结构初见端倪。这种最初形成的国家，只是以王权所在的都城为中心，领有都、邑、聚三层结构，纵横均不过数十公里的城邦古国。龙山文化时期，这种古国星罗棋布，呈万邦林立之势。山东境内这样的结构体还有很多，除了日照两城镇以外，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茌平教场辅、阳谷景阳岗、五莲丹土、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都是如此。

东夷文化的持续发展，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史前时期的山东及其毗邻地区文化谱系始终一脉相承，并长期独立发展。这种持续性使史前东夷人在诸多方面创造了比中原文明更为先进的文化，较早跨入文明的门槛。东夷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地域文化。

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从陵阳河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到丁公龙山文化的陶书，再到桓台岳石文化的甲骨文字，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成为商周甲骨文的直接源头之一。

这里是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最早形成的地方。所谓夏代、商代、周代的用玉制度、用鼎制度都源自东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礼仪系统基本上都来自东方，并由此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思想。

这里成就了中国乃至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龙山文化高柄杯蛋壳陶，享有“黑如漆、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的美誉。

这里出现了最早的酿酒技术。龙山文化时期酿酒业进一步发展，先民已采用稻米、蜂蜜和水果等原料制成一种混合型酒。在已发现的遗址中不仅发现了成套的酿酒器具，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的高柄杯一类饮酒。东夷人好酒从中可窥见一斑。东夷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现在的山东人,依然嗜酒,并且性情暴烈,便是典型的东夷人的特征。

这里有着高超的建筑技术。至龙山文化时期，地面房屋建筑成为主流，并出现了夯筑高台基的房屋，开创了中国古代台基式建筑的先河。在尧王城等遗址还发现了用土坯错缝垒砌墙，用石灰抹地面和墙壁的工艺，这与解放前后的民居建筑已没有多大区别。

东夷文化相延数千年不断，在史前古文化中罕见。仅就从8500年前新石器时代后李文化开始至岳石文化而止，东夷族就有4900年的历史。商周时期的东方，仍活跃着莱、莒、郯等众多东夷古国。如果截止到春秋时期齐灵公15年（前567年）灭莱，东夷族最后消失，东夷族所创造的历史有近6000年之久。

东夷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为中华文明创造了诸多的成果，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笔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